说中国宪法未获实施，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创设出政治的或法律的机制让公民合法公开地挑战公共权力机构行为的合宪性，并由权威机构做出裁决．．．．．．于是，在这里政治和法律责任的追究转化为党纪监督、行政监察、人大监督、法律制裁的综合体系，违宪的话语转化为违纪、违法、政治能力欠缺或政策失误等语言形式。
如果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普遍投资利润很高，市场利率会远远高于公债利率，人们就不愿意投资公债。农产品的低价格与工人的低工资相结合保证了工业的低成本和高利润。
[8]笔者认为，从上述大陆法系的缺陷和英美法系的所谓财产权概念的解体可以看出，宪法关于尊重和保护财产权的真正意义和功能不在于保护私人财产本身，其核心内涵应该是公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自由权。从这个意义上说，财产权理论关注的应该是正当地利用机会，而不应该是东西或物品[4]如果我们再从美国联邦法院对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含义在1872年的屠宰场系列案到1897年的阿尔热那案的变化，就能够更加清楚地明白经济自由权在宪法中的重要地位。在城市，实行低工资制度而控制工人的收入。公共产品的提供如果仅依靠国家税收收入来承担，有时候显得捉襟见肘，特别是像三峡工程这样的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如此，因此，国家为了公共产品的提供不得不发行一定数量的公债。） ;4.市场机制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
西欧的代议制及其宪政制度的生成与贫穷的统治者为了获取金钱而让渡权利有直接的关系。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在重要性方面仅次于对生命和自由权的保护。1689年颁布的《英国权利法案》第一句话就直接表明：本法宣布人民之权利与自由。
具体地说：(1)相对于男子，妇女是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因而宪法规定要保障妇女在各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对于第三种人，国家要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至于公民，更是一种超阶级的形象，而且这种形象最大限度地概括了人民内部千差万别的个体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强化不同个体之间的同质性。作为宪法基础的社会契约，就是由这种自由的立约人达成的。
⑨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02页。在这种复合型的人的形象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法治国原则与社会法治国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前者强调自由人权，与近代宪法的精神一脉相承。
可见，罗尔斯关于正义的社会制度的两条原则，有助于理解现代宪法文本中描述的两种形象。这就意味着美国宪法中的选举人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纳税人。随着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向执政党的转型，特别是1982年以后，宪法描述的人才开始走出敌我二元划分，塑造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形象与作为个体的公民形象。如果要进一步探究，人民到底是指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宪法文本还提供了可供进一步索解的资讯：从政治的角度看，人民是主权者，这构成了人民的本质特征。
西方宪法在300多年里实现的人的形象的转换，在中国只花了3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第二个正义原则强调有利于最少受惠者，可以对应于现代宪法所描述的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由人与自由人之间的平等，以实现以自由为基础的平等。这些新形象尽管面目各异，甚至还有交叉与重叠，但通过归纳，还是可以发现这些新形象的共同特征，他们都属于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对于这种规律，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已经作出了深刻而细致的描绘：1757年，法国社会关于人的想像，主要是肉体的人，因而法律对于试图谋杀国王的达米安就必须施以酷刑，其目的在于惩罚谋杀者的肉体。
但是，它在人的形象塑造方面，同样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国家对于个人及家庭，保障其发展之必要条件。
这种形象既是社会团结的文化基础，也是社会和谐的精神前提。他们以民主的方式掌握国家政权，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
正如序言所写：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此外，其第1条的规定强调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第3条的规定强调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见，三个时代的西方宪法所规定的三种形象，同样在三个时代的中国宪法文件中依次出现：清朝末年的宪法对应于13世纪的英国《自由大宪章》，它们规定的人分别都突出了人的身份与血统。另一方面，晚清政权的正当性也需要一个新的依据，参照西方的政治模式为自己制定一部宪法，有助于强化清政权的正当性基础与合法性依据，西方宪法规定的人的形象也就被立宪者复制过来了。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西方宪法中人的形象的变迁属于内生型变迁，是西方经济、政治、思想变迁的产物。其四，与人民的整体性或群体性相比，公民的形象主要体现为个体化的人。
至于公民形象、劳动者形象，则反映了常规社会对于人的形象的期待。对于后一种形象，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作出了新的规定。
在执政、建设、发展的理念下，中国共产党需要尽可能增进团结、消除矛盾，需要尽可能扩大统一战线，为此，宪法刻画了一个指涉宽泛的人民形象。在新的敌人面前，旧的敌人变成了朋友。
②在日本，星野英一比较了近代民法中的人与现代民法中的人，研究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转变，发现在其背后则是从理性的、意思表示强而智的人向弱而愚的人的转变。同时，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人民的对立面，模糊而灰暗的资产阶级依然存在，必须惩办的坏分子、可以改造的地、富、反依然存在(第18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946年，法国也颁布了一部宪法。可见，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最早的宪法性文件，描述的人的形象是对抗性的两大群体：处于道义制高点的劳苦民众、处于道义至低点的剥削者与反革命分子。民国前期宪法在人的形象方面与清朝末年的宪法的不同之处在于：皇帝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君上的形象消失了，臣民一词也取消了。再看中国，清朝末年的宪法规定的人是君上与臣民。
任何公民，无论是享受权利还是承担义务，都会牵涉到其他公民，这就赋予了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以上概述表明，法律上的人已经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在诸多研究领域都已经积累了若干针对法律上的人的研究文献。
其中，胜利的人民形象、失败的反动分子形象根源于1949年之前的战争及其结果。按照人的阶级属性，在政治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无产阶级。
1982年《宪法》主要描绘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形象、作为个体的公民形象。当然，与西方近代宪法中平等而自由的人相比，他们还戴着一顶臣民的帽子，还有一个超越于所有人的君上。
这样的救济者形象对于立宪者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另一方面，劳苦民众只有通过定义对方的形象，只有跟对方形成鲜明的对比，才能借以确认自己的形象，因为劳苦民众所遭受的苦难都是剥削者和反革命分子造成的。其第4条、第5条、第6条规定：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两种身份之间的界限不可逾越，因而也可以合称为身份的、血统的人。
此外，该宪法文件还要求普及并提高一般人民之文化水准，从速消灭文盲，减少疾病与死亡现象，等等。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宪法关于这种复合型的人的形象的描述，大体上可以与罗尔斯有关正义的社会制度的法哲学设想相呼应。
保证方法为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改善工人生活与提高劳动效率、大力发展经济、救济灾荒、抚养老弱贫困等。《英国人身保护法》与《英国权利法案》主要体现了人的普遍性与平等性。
在民国时期的前后两段，时间跨度不过30多年，宪法中的人却发生了一个较大转变。这样的臣民形象虽然还是叫做臣民，但与西方近代宪法所规定的人相比已经很接近了：都享有广泛的政治自由与财产权利。